[9]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以及《问责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等。

司法诉讼的特点是公正，缺陷主要是难以引用法律。三是行政性的评估易滋生腐败，评估结果不科学。

其次，缺乏对教育收费的监管，导致教育收费的恣意。以2008年为例，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的收费标准已近7000元，保守估计，一个大学生的年均生活费用约为8000元，这样一个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的年负担约为1．5万元。我国当前存在的教育公平缺失现状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价值取向，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亟需从制度上改善。（3）高等教育应当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特别是要做到逐渐免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高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平均值是5.37%（2002年），中高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平均值是4.64%（2002年），中低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平均值是3.52%（2002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平均值是3.17%（2002年）。

[2]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公民对受教育权的认识并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公民对自身权利的争取总是经历长期沉寂——激烈斗争——再次长期的沉寂——再次激烈的斗争的循环模式。沈岿翻译的伊丽莎白#8226;费雪的著作《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指出，法律不仅建构、限制公共行政并使其负责，同时也提供了讨论公共行政作用、性质的场所和话语。

[9]高秦伟：在法律解释与政策形成之间——行政法解释方法论研究，《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八辑，页27—52。[49]杨小敏、戚建刚的《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的基本原则之评析》和戚建刚、易君的《论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行政法治理》两文分别探讨了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欧盟保障专家提供卓越的食品风险评估科学建议的制度建构。甚至政府信息公开所引起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行政诉讼的牵引：因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整体中已经占据了显著的比例。章志远《行政法案例研究方法之反思》对当下的行政法案例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和反思，既肯定了行政法案例研究的学术贡献，也指出了行政法案例分析素材和学者的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章志远的《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行政法规制》一文指出，在我国，私人可以被授权者、被委托者、行政助手以及私法主体的身份参与执行警察任务，需要针对这四种不同身份完善行政组织法制。

[20]王军《美国私主体承担信息公开义务的司法判定》则提出，针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7条中当前法规范并未对其属于公共企事业单位或者如何进行信息公开作出明确规定的组织，美国法上功能等同和实质控制的司法认定标准可以作为参照，判断这些组织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机关是否无异而需要课之以信息公开的义务。而后者则站在行政管理者的角度，尽管也关注行政的合法律性，但更关注行政的合目的性，重视连续的行政过程。江利红《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以及《论行政法实施过程的全面动态考察》[5]主张借鉴日本行政法学上的行政过程论，对行政法理论体系进行重构。莫于川、王宇飞、雷振：我国行政复议证据制度的突出问题与完善路径，《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

郑春燕通过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若干案例，发现若干立法层面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获得克服的例子，并从中总结相应的法律解释方法。行政法基本原则对于凝聚行政法体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12年国务院将《行政复议法》的修订纳入立法计划，学界对《行政复议法》的关注度也大大提高。在2012—2013年，有一系列文章接续2008—2011年间关于新行政法的讨论，行政过程论和法政策学成为热门关键词。

从2012—2013年主要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行政法论文来看，中国行政法法学处于一个持续蓄力、酝酿突破的时期。中青年学者组织的判例研读沙龙在此期间举办第9期至第12期，产生了一些有意义的学术成果。

[19] 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公开也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在判例中呈现的是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而基于这种实际运行状态所发展出来的法教义学和解释学，或许更具有实践的品性，那些在司法审查中被证明是冗余的概念和分类，也就可能下沉到水底，留下的是更能解决问题的内容。

当然，中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完善，必然是以本土的实证法体系为基础而展开的，可以借鉴域外体系化建构的路径和方法，但无法照搬其具体答案。[26]行政规划方面，除了前文所述王贵松《调整规划冲突的行政法理》一文之外，[27]还出现若干从公众参与或司法审查的角度而进行的研究。[46]金自宁：风险规制中的信息沟通及其制度建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方世荣：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性及其改进，《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10]②沈岿《风险预防原则与食品添加剂准入裁量——以面粉增白剂去留之争为例》一文探讨风险预防原则如何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落地，[11]克服了一般的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带来的相关行政法原则是否能在中国的实证法体系中获得支持和印证的不确定性。最为精微的学术方法，总是在具体的研究中体现的。

胡敏洁《给付行政范畴的中国生成》一文回顾了中国的给付行政发展史，指出给付行政概念所指的事实，在历史上曾由其他词语来指称，给付行政概念进入中国之后，其意义也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而发生演变。我们的梳理不求面面倶到，而是根据期刊论文的数量和理论贡献，对不同的论题作出不同的详略处理，凸显出最具启发性的研究。

鲁鹏宇《法政策学初探——以行政法为参照系》同样关注日本行政法学上兴起的行政过程论，同时指出美国行政法学中的政府规制学派、德国的作为调控的行政法学、日本的行政法政策学在研究取向上的接近。但土地征收的正当程序也引起了一些探讨，如刘国乾的《土地征收审批的正当程序改革》一文提出审批机关可利用拟被征收人表达异议或抗辩的信息弥补无法观测到申请机关行为的局限，增强对报批材料的核实能力，这一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也带入了管理者的视角。

[53]余凌云：现代行政法上的指南、手册和裁量基准，《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48] 戚建刚、杨小敏、易君则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进行了探讨。

[67]宋华琳：中国食品安全标准法律制度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2期。文章运用了系统性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从《条例》的整体出发，借助了前36条的内容，将第37条定位为连接规范，从而使前36条的内容在一定规则的制约之下可以运用于第37条的范围之内。[39]这一研究从司法实践中提炼法律解释技艺，颇具有典型性。[41]④复议的审理方式、审理程序该如何改进？⑤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尤其涉及复议机关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问题，以及是否要求复议前置？ 《国家赔偿法》于2010年刚经历过修改，其引发的学术关注热度在2012—2013年间有所下降，相关论文主要探讨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的实施问题，并有若干对法、意等国行政赔偿实践的介绍，在此不展开梳理。

[37]黄启辉：行政诉讼一审审判状况研究——基于对40家法院2767份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杨登峰基于具体的案例分析指出，所谓过程性信息，其实质是尚未制作完成的非正式、不完整因而不具有使用价值的政府信息。

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种愈益清晰的意识，即行政法学体系的整体性建构，离不开以司法审查眼光审视行政过程的自觉。[13]王贵松：调整规划冲突的行政法理，《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17]章剑生：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国家秘密，《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如郑春燕的《隐匿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观及其修正》一文同样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相关案例，探讨法院如何基于裁量二元论，通过将与裁量有关的争议置于事实或法律问题的范畴，借助滥用职权标准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之外的其他审查标准实现了对行政裁量的审查。

[18]杨登峰在《论过程性信息的本质》一文中指出，除了《信息公开条例》第8条和第14条第3款规定的例外之外，过程性信息不公开在实践中被频繁适用。随着概念清理工作的推进，2012—2013年的行政法论文中已经很少使用行政主体概念。[46]戚建刚则从纠正市场失灵的角度，探讨引入温和自由式监管工具和温和家长制式监管工具，[47]建立系统的信息监管制度。作者提出，应当鼓励行政机关制定规范内部程序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应当依法对内部行政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要把握尺度，防止过分地限制行政活动的灵活性，一般不应以正当程序原则去审查内部程序。

但由于行政状况的急剧变迁，奥托#8226;迈耶奠定的传统行政法体系，面对行政实践在很多方面也已经捉襟见肘。胡卫列：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部门行政法会是新理论、新方法的重要试验田。对行政许可的研究进一步细化。

湛中乐：论我国《行政复议法》修改的若干问题，《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姜明安、应松年、江必新、马怀德、杨建顺、章剑生、湛中乐、李洪雷、何海波、杨小军等在2012—13年间都曾撰文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